马是一种家畜，硕上有鬃，尾有毛尾，供人骑或拉东西等用。驴也是一种家畜，像马，比马小，耳朵和脸部较长，能驮东西，拉车，供人骑乘，这两种动物历史久远，是南阳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。
　　南阳古代驯养家畜、家禽的起源是相当早的，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。因为在南召猿人遗存的杏花山下，发现有马的化石。尽管说不上当时已经开始驯养，但证明南召猿人和马已有密切的关系。大约在四千至五千年前，南阳已经驯化了鸡和马。用马拉车，很可能开始于尧舜时代或其前后不久的年代里，亦即相当于新石器时代的晚期，距今约四千余年。《通典·王礼典》说：“及陶唐氏制鸾车，乘白马，则马驾之始也。”《史记·五常本纪》曰：“帝尧彤车乘白马。”《易经·系辞传下》的“服牛乘马，任重道远”，也是说的尧舜时代的社会情形。古史所称的“乘”，并不是指“骑”，而是指的车骑。
　　《纲鉴·夏纪》曰：“昔黄帝作车，少吴加牛，奚仲加马，禹侖奚仲为车正。”
　　《竹书纪年·夏侯记》曰：“商侯相士作乘马，遂迁都于商邱。”
　　《荀子·解蔽》曰：“乘杜作乘马。”
　　从上述资料，可以看出，马当时已成为代替人力的役畜。商周时代，由四马牵引的战车是军队的主要装备。古三代阮有骈乘和驷乘，而且还有六马联驾的车。
　　到了两周，养马业更得到了高度的重视和发展，周天子曾亲自参加了繁殖马匹的“执驹”典礼。根据《夏小正》中的论述，南阳已有人掌握了牲畜的配种（“执陟”）和公马去势（“放驹”）技术。《诗经》里有很多篇章都描写了驷乘的壮观。《卫风·硕人》道：“四牡有骄，朱帻辘辘。”《郑风·大叔于田》道：“执辔如组，两骖如舞。”《六月》道：“戎车既饬，四牡骙骙。”《驷驖》道：“驷驖孔阜，六辔在手。”《小戎》道：“骐駠是中，　是骖，　驷孔阜。虎帐镂膺。”
　　传说周穆王命造文驾八骏，巡狩四方，曾经到过南阳。
　　先秦时代的战术很重车战，按井田出赋，六十四年出戎马四匠，兵车一辆，这就是驷乘，《左传》襄公二十五年所说的“赋车籍马”，亦即指此。当时，在南阳境内的吕国、鄂国、邓国、唐国等诸侯国，都有战车数百乘，马上千匠。周宣王封其元舅申伯在宛，并建谢邑为南土是保，当时也拥有千乘战车，而在丹阳发迹的楚国，战车逐渐增多，对周围的国家形成了威逼之势。
　　秦汉以来，由于战事频繁和驿传等原因，马的数量得到了空前增长，政府在全国各地建立了许多牧马苑，南阳是天下大郡，也有一所。汉时，单马轻驾已经盛行。单马驾车也可以说明马车有了改进，因为已由辀改成两根辕木。马在辕木之间成为辕马，可以单独任重，而且既可用骖马，也可加前马（梢子马）。根据北方平原道路平坦的状况，此时在南阳也有了轺车，就是一种轻快的马车，往往只需一或两匹马，这是汉代以后很流行的交通工具。
　　南阳汉画像石给人留下了丰厚的文史资料，其中有多副的车骑出行图，使人可见汉代社会生活的一斑。如在南阳市七孔桥出土的《巡游数猎》图中，刻两辆骈马轺车，车上各树华盖，车内各乘坐驭夫和一尊者。车前有三排导骑，后有四排驺从，最后二骑回身弯弓射一猛虎。在唐河县针织厂出土的《拦驾》图中，画面刻三辆敞蓬轺车，首尾二车各乘一尊者一驭夫，车间刻三骑，正在转弯先进中，导车之前站立四人，中一人卷帻、露足，一手拉一痛哭欲绝的女子，一手抚一赤裸上身的幼童，车前一人戴冠，着长袍，执笏拦驾诉讼。马受惊，仰首嘶鸣，在南阳市郊王庄出土的《车骑出行》图中，右侧刻一轺车，驾三马，尊者端坐于车舆之中，驭手左手挽缰，右手扬鞭。轺车前刻两排骑兵，每排四骑，皆持刀剑、肩綮戟作导行。《后汉书·舆服志》：“公以下至二千石，骑吏四人；千石以下至三百石县长二人，皆带剑挥綮戟为前列，”图骑吏已多达八人，可知墓主人的身份不在太守之下。
　　为了改良马种，汉代、唐代都从西域输入大批优良马种，进行繁殖和杂交，改良内地马匠。改良的马，体质健壮，外形优美，这种杂交的技术成就和规模这大，在当时世界上都是少有的。利用杂交方法来创造新畜种如骡等，是我国古代家畜育种科学的重大成就。南阳在这一时期出现了骡。
　　魏晋时期，由于北方许多游牧民族陆续迁入南阳，同汉族人民杂居，一度使当地的畜牧业兴盛起来。
　　隋唐时期，马在六畜饲养中仍占首要地位，据天宝十二载（754年）某地上报的统计数字，在牲畜总数六十万五千六百零三头中，马有三十二万五千七百九十二位，占了一半以上。
　　宋代，南阳人的家畜仍然是以饲养猪、牛、羊、马、骡等为主。
　　元代，蒙古人统治天下，他们在马背上夺取了江山，当然在南阳也非常重视马的发展。
　　明清之际，南阳的养马业较前代仍保持着发展势头。
　　从周朝建立驿站后，为了传递官方文书，在通往京城的驿道上隔有一定的距离，都设有驿站，配有驿马，规定陆驿马每天70里，驴50里，车30里。如迂紧急情况，驿马一天能跑300多里。南阳城设有宛城驿，南有林水驿，北有博望驿，都有差役和驿马担当着传递任务。
　　大约在春秋战国时代，马鞍、马胸带、脚蹬、蹄铁等均是由我国首先发明而传入各国的。
　　随着铁路、公路、水路、空中等运输工具的发展，马的作用渐渐变小。南阳养马的数量越来越少，历史上年存栏通常0.3-0.5万区，主要用于乘挽。1949年以后，除以扶沟马场引入少数苏联高血马、阿尔登、奥尔洛夫等良种马外，又先后从内蒙古和新疆等地引入蒙古马和伊犁马。山地马毛色以骝、栗、青毛为主，体高105-125厘米，体重155-225公斤，优秀个体体高可达130厘米，体重300公斤，主要作挽驮用，也可用于田间作业。蒙古马毛色以青毛、骝毛为主，栗色、兔褐色次之。体高120-135厘米，体重260-370公斤。属乘挽兼用型，挽曳胶轮大车载重500-1000公斤日行40-50公里，也可用于农田劳作，伊犁马多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新源县引入。
　　我国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殷商时代，新疆一带已开始驯养驴，并繁殖其杂种。到战国时期，才有少量驴、骡进入内地，成为上层人物的手中之珍。《吕化春秋》载称：“赵简子有白骡，极爱之。”以为珍奇兽，仅供王公贵族玩赏。汉初的陆贾在《新语》中，就将毛驴与“琥珀、珊瑚、翠玉、珠玉并列为宝，可见其名贵程度。上层人物爱驴，无非是为了消遣。《后汉书》上记载了一个士大夫的母亲，平日“喜驴鸣，常学之以娱乐。”汉灵帝心血来潮，在宫中，“驾四白驴，躬亲操辔，驱驰周旋以为大乐。”他的皇后，南阳人何赛花也跟着喜欢上了驴。
　　魏文帝别出心裁，给王梁送葬时，“顾语周游曰：王好驴鸣，可各作一声以送之。赵客皆作驴鸣。”如此送葬，实为空前绝后。
　　汉朝以来，中原与西域交通日益频繁，就有大批驴、骡运入。《旧唐书·宪宗》记云：“牛皆馈羊，民户多以驴耕。”
　　到了南北朝以后，内地的老百姓才逐渐掌握饲养、繁殖和骡子的方法。后来，毛驴渐渐增多，便走出皇宫深宅，来到民间农舍，给劳动人民拉犁挽车。这可激怒了上层人物。他们因此而反对上层社会再玩驴，说：“驴者服重征远，上下山谷，野人云所用耳，何有帝王君子而骖驾之乎？”于是，驴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。怒人骂街，也常捎上个“驴”字，什么“死驴”、“蠢驴”、“秃驴”、“僵驴”……
　　唐宋以后，驴在南阳得到普遍饲养，数量逐渐超过了马匹。
　　古代的驴沿着黄河流域进入八百里秦川，形成了关中驴。沿着山西省汾涞流域，形成了著名的夏县驴；到达黄河以西，无定河两岸的佳县、米脂、绥德一带而形成佳米驴；经河南到山东形成了德州驴。在黄河流域逐渐扩展后，其中一部分来到伏牛山以南、桐柏山以北富庶的南阳盆地，唐河、泌阳河两岸的泌阳、唐河一带，形成了著名的泌阳驴。另外还形成了川驴、西藏驴和云南驴等。
　　泌阳驴的主产区是泌阳、唐河、社旗、方城、原南阳县，尤以方城，社旗的数量较多。泌阳驴属中型驴，为我国著名驴种之一。全身披白黑色，而眼、嘴周围及腹部为白色，故又名“云白驴”。泌阳驴平均最大挽力公驴为205公斤，占体重的104.04％。母驴平均最大挽力为185.1公斤，占体重的77.83％。在一般公路上，单驴挽平板车，载重500公斤，日行40-50公里。随着现代交通工具的发达，驴的运输作用也越来越小。